英国巡捕眼中的上海滩：近距离人日常生活

　　本书首版与1937年，记录了作者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滩任巡捕的经历。这本独特的回忆录不仅记录了日常的警务工作经历，还讲述了他对于当时中国社会和风俗习惯的理解和感受。

　　在1935年12月1日凌晨，彼得斯和他的一个下属——见习巡长W.A.贾德发现了身患重病、穷困潦倒地躺在路边的中国人毛德彪，从这儿引发了后来的谋杀指控和轰动一时的法庭审判……

　　E.W.彼得斯（E. W. Peters），英国人，20世纪30年代在旧中国上海公共租界任洋巡捕。他见证了当时上海滩的繁华、喧嚣、混乱和暴力，20世纪50年始在英国《卫报》、《金融时报》、BBC等媒体发表在中国的见闻和感受，其中关于中国上海抗战的描述影响广泛。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滩的充斥着武装抢劫、绑架、谋杀和毒品交易。这本独特的回忆录以巡捕的日常警务工作经历和作者因涉嫌谋杀一名中国乞丐而被起诉的案件为例证，说明了当时上海警务工作是如何在的风口浪尖上运作的。直到1935年，上海的捕房才刚刚从十年前的“五卅惨案”危机中恢复过来。

　　在上海这座谜一样的城市里，上海滩巡捕是一个不可遗忘的标志。城市警务工作中存在的所有痼疾，在这里都加倍凸显，因为上海滩是同时由三方市政机构和至少两股其他警务力量共同管辖的。除此之外，上海滩的犯罪率极高：臭名昭著的上海青帮；层出不穷的绑架和武装抢劫；间歇性的内战和外国侵略；再加上间谍活动和暴力的恐怖活动。上海的警务力量必须都是全副武装的，因为根据中国的法律，武装的犯罪分子一旦被抓量刑极重，所以他们对巡捕开枪时绝对没有半点犹豫。没有武装的暴徒们则会通过袭击巡捕以窃夺武器，而且绝不留下活口。这一切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滩由外国势力控制的租界地区巡捕死亡人数迅速上升。1914年至1942年间，总数超过120名的锡克人、中国人、日本人及欧洲人在执勤时丧命。这在很大程度上迫使当时的上海警务人员在现代防暴、徒手格斗、枪械训练等方面不断探索以应对层出不穷的威胁和挑战。他们的经验甚至影响了20世纪中期国际警务工作的开展。

　　上海滩的巡捕始终被认为是堕落的，据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间招募的外籍巡捕包括前黑棕部队成员。黑棕部队即皇家爱尔兰警队后备队，曾参与爱尔兰独立运动；还有一些人员曾经是巴勒斯坦，他们也背着热衷暴力的恶名；其他被招募人员也至少都是当过兵的。尽管被招募的很多是曾服役的人员，但上海滩巡捕其实并非传言中的那么凶神恶煞，曾经在殖民地警务部门服役的人数只占其中很小一部分。传言被夸大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上海历史档案公开以前人们对上海滩巡捕的历史知之甚少；另一方面是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混乱如当时的上海滩，必然要有强势的警力才能应对。

　　上海滩巡捕在欧洲人的印象中愈发鲜活起来还要归功于埃尔热于1933年出版的《丁丁历险记之蓝莲花》。故事的背景就被设定在上海，其中又有种族歧视的巡捕房督察角色后来又出现在这位比利时漫画作家的其他两部英雄历险故事中。尽管偶有关于上海警务的文章发表于《警务期刊》之类的文献上，但只有一个叫E.W.彼得斯的人

　　在当时出版自传，讲述了他在上海巡捕房任职的经历。接着往下读，你就会明白彼得斯为什么要这么做。

　　欧内斯特•威廉姆斯•彼得斯是一个失业的前陆军汽车修理工。1929年11月，他来到上海，那之前一个月，彼得斯在伦敦被上海市工部局招募为见习巡长。这只是一个例行的任命，不论是他的背景还是过去的经历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彼得斯十六岁离开学校在运兵船上打工，后来在煤矿做运煤司机，之后又在皇家坦克部队待了七年，其中五年驻守于印度。喜欢在海外服役可能是促使他应征成为上海滩巡捕的原因之一。彼得斯在中国待了六年半的时间，于1936年4月回到英国，并接受了著名的《世界新闻报》的采访，宣称其在上海的经历是：“为名誉而战，身心俱疲，虽获胜利却已身无分文。”

　　彼得斯宣称他打算写一本书，也就是后来面世的这本。由休•巴恩斯“编辑”并于1937年出版。这本书一经出版就被当成了在上海公共租界工作的外国巡捕的回忆录，如它封面介绍上所称：是对上海滩警务工作的一次深刻披露，内容涉及武装犯罪团伙、毒品买卖、吸食鸦片、中国的司法、刑罚和处决。除了极具煽动性的封面之外，书中还介绍了上海“近年来最轰动的案件，本书作者因涉嫌谋杀一名中国乞丐而被起诉”。这本独特的回忆录将以日常警务工作经历和那起著名的案件为例证，来说明当时上海警务工作是如何在的风口浪尖上运作的。

　　上海工部局在1854年建立了上海的第一个巡捕房。起初只是从香港招募了一帮社会闲散人员。到1935年，巡捕人数扩大到近5000人。彼得斯是其中的489名欧洲巡捕之一。欧洲巡捕大多是英国人，有少数白俄罗斯人。他们和583名锡克人、251名日本人及3574名中国人一起负责上海的治安。上海的巡捕体系庞大复杂，要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1935年的上海有116万中外常住人口，并且每天还有不计其数的人从城市周边拥入。像彼得斯这样的巡捕，每天工作的主要内容不仅有维护城市日常治安，同样重要的还有一部分任务，就是和中外机构一起打击主义活动和苏联间谍活动。此外，上海的巡捕房还有一支处于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新型防暴队，又称武装后备队。彼得斯在中国时，有一段时间就任职于该后备队。

　　直到1935年，上海的巡捕房才刚刚从十年前的“五卅惨案”危机中恢复过来。1925年5月30日，时任巡捕房督察的爱德华•埃弗森因为惧怕者冲破位于南京路的老闸捕房，下令向者开枪射击。当时的巡捕主要由锡克人和中国人组成，埃弗森开了第一枪，射击导致12名中国者丧生。埃弗森的行为把上海租界推向了国内和国际的风暴中心。

　　“五卅惨案”的影响力比当时任何其他事件都更强大，它彻底激发了中国青年反抗外国殖民者的热情。人们发起了外国殖民者的活动，随后在广州和武汉发生的流血事件也加剧了这一危机。虽然租界在这一系列事件之后仍得以保留，但不得不增补人员，更换比较专业的新领导，并且发展出一套新的人群控制策略，以及加强情报和性警务。

　　彼得斯就是在上海巡捕房增补人员这一时期被招募进来的。在1929年巡捕房共招募了包括彼得斯在内的118名外籍巡捕。他们大多是英国人，被分成小批来到中国（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降低这些人在途中被主义者策反的风险）。像彼得斯一样，1929年招募的这些部分是退伍士兵，但当兵之前也是来自各行各业，有的当过矿工，有的是邮递员，还有推销员、农场工人或铁路工人，也有些在英国当过。这些人离开自己服役的部队而选择留在上海滩做巡捕，大多是因为喜欢这里的城市生活。总体而言，这些人根本算不上合格的巡捕，更多的是贪图城市繁华。上海滩的娱乐文化对他们很有吸引力。在上海滩，外国巡捕虽然收入不一定高，但肯定比本国挣得多。巡捕们总是在抱怨那些自以为是的长官给他们的恶劣待遇，其实他们也分享了不少好处。在上海生活的诸多好处之一就包括可以和他们的女友或日本女友出入酒吧享受夜生活，以及坐船到西边郊区打猎之类。巡捕房高层认为招募退伍士兵是种不错的选择，因为他们以为这些人更遵守纪律。但事实是，这些人离开军队而选择巡捕的原因就是想要换个轻松灵活的市民工作。这就导致巡捕房文件中永远少不了各种对他们的处罚记录。

　　彼得斯只是个普通的巡捕而已，即“一般的退伍士兵”，他的一份年度评估上写着“不是非常可靠，但是在监督之下算个还可以的巡捕”。彼得斯比别人爱喝酒，而且绝对不放过任何能钻制度空子的机会。他的档案上说他曾辱骂他的上级；未经许可在宿舍外逗留，执勤期间唆使他人饮酒以及不遵守命令。他的另一份年度评估上写着“爱投机取巧”。按要求彼得斯必须参加学习上海话的培训，但是他并没有完全遵照要求，以致到1935年他的巡捕工作都要不保。彼得斯在1934年10月曾休假七个月之久，坐船经日本、加拿大到英国，可能是回了趟故乡多佛尔。到1935年春天，彼得斯又经苏伊士运河返回上海，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打算在1935年底辞去巡捕一职，然后带着他的日本女友澄子，也就是《英国巡捕眼中的上海滩》献词中以此书致敬的人，一起回英国。然而，在1935年12月1日凌晨，彼得斯和他的一个下属——见习巡长W.A.贾德发现了身患重病、穷困潦倒地躺在路边的中国人毛德彪。从这儿引发了后来的谋杀指控和轰动一时的法庭审判，那也将是本书叙述的。

　　客观地说，我认为《英国巡捕眼中的上海滩》是一本找人代笔的回忆录，或者说是辩解书。此书在介绍关于中国的流行文学作品中占有一席之地，它将内容的重点放在描写中国的残忍和酷刑上。依靠在当时还算是新兴事物的印刷技术，廉价地复制照片，把不适当的内容通过照片展示给读者。正如该书的书评指出，也如很多人看到的，有些照片拍摄的是非常丑恶的场景。中国执行死刑的残酷画面一直被许多国家用来作为中国残酷落后形象的证明，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还出现了一种新风格的大胆披露方式，尤以布克的作品《中国海岸的吸血鬼》（1932）和《中国海上的海盗船》（1936）为代表。这些书以及其他一些与之类似的作品出现于大量堆砌图片的风气之前，所以不像后来那些作品一样，仅仅关注有限的猥亵低俗的主题，如、酷刑、行刑、吸食毒品及，特别是欧洲人在亚洲的情况。后一类型作品的代表有亨利•查普利的《通往上海之路》（1934）和亨德里克•德•莱乌的《罪恶之城》（1934）。不可否认，这些书中揭露的丑恶确实以某些形式存在。白俄罗斯者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生活中无法回避的一种现象。药品的使用也是当时社会中的现实问题。巡捕房的巡捕们面对的就是这样的现实。他们还亲眼目睹过罪犯因为在租界犯罪而被执行死刑。行刑的照片刊登在巡捕间流传的私人小报上，也就是和后来出版的书籍中使用的类似的照片。

　　彼得斯在他的书中一笔带过了关于他如何被招募的过程，然后直奔读者更感兴趣的揭露上海现实的内容。其中一些个人生活片段的描写有可信之处，但也不乏鹦鹉学舌模仿其他作品关于上海概况描写的部分。彼得斯的故事也从后来留存的某些巡捕私人物品中得到证实，正如兰开夏人毛瑞斯•汀科勒在20世纪20年的家信，后来成为了汀科斯的作品《帝王塑造了我：我在上海和上海捕房的生活》中的核心内容一样彼得斯的书中还谈到了酒吧的假香槟、与酒吧女昂贵的艳遇、都市的浮华喧闹、对英国机构里各种势力的抱怨以及上海的暴力犯罪。

　　彼得斯写道：“我们这些被招募的巡捕都认为，每周列队去两次太平间真不是开启巡捕生涯的好方式。”虽然这有些夸张，但是在1930年间，也就是彼得斯被雇佣的第一年里，发生了40起交火事件，总计4名中国巡捕死亡，13名受伤，15名犯罪分子被击毙。书中对此类事件有详细描述。像所有在1932年服役的巡捕一样，彼得斯也经历了中日战争带来的恐惧，上海北郊彻底变成了废墟，但他还算幸运，能够享受到安全一点的生活。

　　读者也许会问，书中关于上海的内容哪些是现实？哪些又是虚构？总是让人难以断定。另一个巡捕，性格温和的都柏林人巴尼•沃尔写的家信，有时候读起来像冷峻无情的惊悚片。另一位作者汀科勒的文笔比彼得斯和他所谓的“编辑”休•巴恩斯都要好。他在书中把自己塑造成硬汉的形象。上海生活对他们这些人而言也许是艰难的，但是彼得斯也在其书中承认，当巡捕也有当巡捕的好处。巡捕都配有仆人，而且可以为所欲为，赢的钱也可以弥补不高的工资收入。彼得斯概括说“有些时候巡捕房是个非常欢乐幸福的地方”。彼得斯属于巡逻人员，有一段时间就职于防暴队，也就是武装后备队。防暴队是由著名的W.E.费尔贝恩组建的。此人曾经是皇家海军，他创立的不少战术和训练方法后来都成了上海巡捕房的基本规范。彼得斯对其巡捕生涯的描写有些不成体系，虽然大体上是按年代顺序，但在全书的后一百页，重点全放到了1935年12月1日毛德彪事件和之后的影响上。

　　关于毛德彪悲剧的内容就留给彼得斯来详述吧，而且附录中也有许多补充材料。但我要说的是，彼得斯和贾德是非常幸运的。没有哪个居住在上海的英国陪审员愿意判定这两个英国人谋杀罪名成立，轻一点的罪名倒还可能。尽管这两个巡捕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但陪审员们都是来自管理这个城市的上流社会阶层，受审的巡捕是白人，而受害者不过是个倒霉的、完全边缘化的中国人。上海巡捕房的普通巡捕们觉得受审的仿佛是他们自己，而且他们也没想到高层会如此迅速地对这对巡捕提出指控。事实上，1935年底的上海局势已经和彼得斯刚来中国时大不相同了，中国国内和海外的公众越来越有影响力。上海巡捕房在提起诉讼上一直非常高效，尤其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求中国收回对其核心大城市控制权的呼声高涨，带来的巨大压力把这座城市的政策和其管理者的行为都放到了聚光灯下。

　　从文字记录上看，这是个离奇的案件。无论是彼得斯在上海巡捕房的个人档案中的记录还是本书中的描写，都说到他当时对这个不管是不是乞丐的中国人毫无怜悯之情。彼得斯在1930年年中就曾因对中国人的种族歧视而受到过严重的处罚。那时私人公司是可以雇佣巡捕保护运钞车的。造成彼得斯被指控的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当时月神公园灰狗礼堂的中国出纳员雇佣了彼得斯等人，然而据目击者称，彼得斯在工作中“被一个中国人命令时拒绝接受……”，而彼得斯自己辩称他拒绝服从的那名中国人“态度傲慢无礼，还有旁观者在旁取笑以致很没面子”。被中国人取笑是在上海的英国人最不能容忍的。这个理由还在法庭供述和书面报告中被当作能使轻微暴力行为合法化的理由。英国人一旦觉得自己被看轻就会立刻警惕起来，甚至经常以暴力回击。所以在彼得斯的书中完全感受不到对中国人的怜悯之情，而且是在他担任巡捕的全部六年中都从未有过。他的种族歧视思想是根深蒂固且带着愠怒的，虽说也算不上比同时代的其他人严重多少（而且请注意这还有他与其日本女友澄子关系的影响在其中），但是这在他的档案中确实算不上什么闪光点，更不用说这预示了他会怎样对待毛德彪。我们前面说过，彼得斯是一个“爱投机取巧”的人，而且恐怕在1935年12月1日的凌晨还有点儿醉意，潜藏在他心中的无情的种族歧视主义很可能被激发了，就像之前会被路人的嘲笑所激发一样，最终转变为暴力和残忍。考虑到这些因素，考虑到他所处的环境，我觉得我个人很难完全相信彼得斯对于毛德彪事件的单方面描述。

　　彼得斯，或者是休•巴恩斯选择在本书中营造出强烈的情感因素，声称这起事件破坏了一对年轻爱侣共同离开上海回到英国开始新生活的美好计划。这显然是个非常非常老套的故事，尽管来自双方家庭的信息显示这段恋爱关系是真实存在的，但我第一次读这本书的时候就怀疑这些情节只是为了把彼得斯塑造成一个更有同情心的角色。澄子在彼得斯回到英国后还与他保持了一段时间的联系，但彼得斯再也没有回到东方，澄子也从来没去过西方。彼得斯保存了一张他们两人的照片，但是在“二战”期间他娶了个英国女人，后来又在伦敦的工厂里找了个工作，战后回到老家当了个税务员。从1949年到1970年，彼得斯在乡村酒吧里讲了什么样的上海故事，又有多少添油加醋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唯一能看到的，只有他写的这本书，以及上海巡捕房留存下来的法庭记录和供述笔录。

　　在巡捕房档案中，最后一份关于彼得斯的文件是一份当地报纸《报》上对于他这本书的评论。文章讽刺该书“提供了彼得斯巡长如何同上海滩犯罪分子斗争的内幕”。剪报底部潦草地写着“不要买它”，但是其实你应该买的，因为这本书比彼得斯意识到的更有启迪性，这正是他们这些傲慢的上海滩巡捕们永远不懂的。

　　现在想来真不知道当初自己为什么走了这一步。这工作看起来不错，报酬不错，前途不错，还带点刺激和冒险的，最重要的是，工作地点在国外。我已经随皇家坦克部队在印度服役了五年，回英格兰对我而言有点无趣，或者说，回到故乡好像也没事可做。当时经济危机刚刚开始，工作机会已经开始变得稀少。所以当我看到上海的巡捕房在招募巡捕时，立刻就动了心。我对上海滩以及巡捕的工作几乎一无所知，但是好歹算是个工作机会，更让我激动的是，终于又有雇主可以为我的出国买单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去碰碰运气的原因。

　　我把简历发给了巡捕房的招聘处，很快就收到了回音，要我去芬丘奇街面试。过程还算简单，但是体检很严格，比我预想的严格，最后和蔼的老医生判定我条件合格，我就被录用了。我猜我良好的军人记录肯定为我加分不少，我还是一级机动车机械师，知道怎么使用左轮，而且在坦克部队服役时积累了管理当地居民的大量经验。

　　包括我在内大概三十多个新录用的巡捕一起参加了面试。面试官曾经是上海警务处的帮办处长。他给我们大致讲了讲那里的情况，介绍了我们将来的工作职责，并且告诉我们上海巡捕与英国有什么区别。现在想想他当时的说法，觉得真是太不属实了。那时他说：“大体上，你们的工作内容是在现代商业中心的日常巡逻，为符合当地需要会有必要调整。对犯罪行为的调查有其特殊性，因为当地的犯罪分子基本都是中国人，但租界周边地区并不属于工部局管辖。”

　　作为对工作内容的介绍，他说的这些其实很概括。当然工作介绍不可能细致到分秒，但如果他的说辞代表着官方意见，那么我之后六年在中国的经历大概只能归入“为符合当地需要会有必要调整”一类了。

　　面试官也警告了我们可能面临的危险。他提到上海的大部分犯罪是一些常见的种类，比如武装抢劫、绑架、贩毒，还提了其他我们可能遇到的问题，比如交通堵塞。上海的街道上古老的和现代的交通工具并行，既有高速行驶的汽车，又有人力黄包车，甚至是独轮手推车，因此道路拥堵不堪。这些描述让我以为，就算是考虑到为符合当地需要而做必要调整，在上海当个巡捕其实和在伦敦没多大区别，这无疑让本来想追求点小冒险的我有点失望，但是听说武装抢劫是天天能遇到的以及听了关于吸食鸦片和毒品交易的概要介绍之后，我的热情又被点燃了。我开始觉得，也许去上海生活也不错，正如我想象的那样，之后的生活也确实不乏刺激。

　　跟我在伦敦所得知的一样，上海是远东最大的运输中心和贸易中心。但我不知道的是，上海又是一个与任何地方都不一样的城市，世界上再找不出第二个像上海这么复杂的地方，最古老的人类文明和20世纪科学的现代发明在这里交融碰撞。人们总把码头比喻成东西方的接触点，对上海而言，真是再贴切不过了，而且就上海的情况而言，不同国籍的人在这里不仅是接触，而是生活在一起。这里甚至被称为“国联”，如果有什么例子能体现那个空想在现实中的难以实现，那一定非上海莫属，因为这里有那么多不同国籍的人在试图相互理解、和平共存。

　　上海复杂而不同寻常的情况对巡捕工作的方方面面都有巨大的影响，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我在上海的巡捕生涯会有个突然而戏剧化的终结的原因。我想我应该大致描述一下那里的情况。没有哪个大城市的巡捕能和上海的巡捕相提并论。这里的工作非常有意思，发展非常成熟，但面对着艰巨的困难。巡捕的工作因为上海的特殊情况而复杂化，所以在介绍巡捕工作之前，我要先介绍一下上海这个地方。

　　上海包括公共租界、法租界和中国管辖区（闸北和南市）。这片区域在八十年前还只是一个小镇，但是它的发展快到让人无法相信。随处可见的现代建筑高耸入云，迷宫一样的街道拥挤不堪，沸腾吵闹的人群躲避着来往车辆，在滞涩的交通中艰难穿行，来自世界各地的货物源源不断地抵达港口。不到一个世纪之前的简单生活比起如今不计其数的商业活动，仿佛成了几百年前的记忆。

　　我们的船接近上海时，我本以为会看到地平线上星罗棋布的中国宝塔和寺庙，所以当映入眼帘的是没有一点儿中国特色的现代建筑连成一线时，我几乎有种被欺骗的感觉。

　　不久之前，公共租界所处的地方还是一片泥滩，现在却变成了各国人口的聚居地。面积大概九平方英里，居要是中国人，但也包括一个以日本人、英国人、俄罗斯人和美国人组成的非华人群体，其中日本人占大多数。

　　公共租界由上海工部局警务处管辖。工部局由当地纳税人自行选举董事并承担运行费用，而不是像很多人以为的那样由英国政府指定。我加入的巡捕房就是工部局下属的部门。

　　关于租界和工部局，最好还是引用一个中国作者夏晋麟的话。一是因为对整个体系的调查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二是读者大概也不喜欢看干巴巴的介绍，但是这些介绍对理解后来发生的事是十分必要的：

　　上海公共租界的地位从来没有被明确化。租界和各个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工部局的地位也从来不明了。所以上海公共租界也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的。

　　上海总是被错误的称为“自由之城”“共和国”或“公国”，但其实它是世界上一个极其特殊、无法描述清楚的城市。1

　　从巡捕的角度看，划分三个不同区域造成的第一个困难就是：公共租界、法租界和中国管辖区各自有自己的警力。

　　法租界和公共租界是完全不相干的，它雇佣自己的巡捕，巡捕队伍中不光有法国人和中国人，还有少量人。

　　依我看，很多困难都是因为各方管理机构之间缺乏相互理解造成的。但这点并不适用于法租界和中国管辖区之间，因为那里本来就是麻烦不断的。

　　以闸北区为例，那里属于中国管辖区。除非公共租界的巡捕处于实际追缉嫌犯的过程中，否则不得跨界进入闸北区。所以，一个穿着公共租界的巡捕在邻近中国管辖区的地方追捕一个中国嫌疑犯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他自己都有可能因携带武器越界而遭到逮捕。等他找到该区的巡捕协助追捕嫌犯的时候，十有嫌犯已经消失在迷宫一样的小巷中了。所以，中国管辖区实际上成了上海大部分犯罪分子的避风港。

　　除了边界的问题外，还有一种问题来自于界道路，即穿界而过的道路。这些道路是上海工部局出资修造的，但是中国政府也想对这些道路行使权力。虽然最后达成了共管协议，但是两方都心存芥蒂。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中国人对外国人占据这里本身就有不满。为了行使权力，他们不惜抓住任何理由虚张声势，就比如下面将要讲到的这件事。

　　有一次，一个巡捕房接到电话报警，说界外道路路边的一个佃户和一个中国管辖区的巡捕起了争执。这个佃户是向公共租界交税的，理应受到公共租界巡捕的保护，所以巡捕房派了一个警官去现场处理此事。他到达事发现场后，发现房屋中有一名中国巡捕正在要求佃户离开，并威胁如不遵从指令将使用强制措施。这实际上是一个应该由公共租界的巡捕负责调查的案件，但是中国巡捕拒绝做出任何解释，还要求公共租界的巡捕马上离开，并抽出了随身携带的。那个到现场的公共租界巡捕是个苏格兰人，他不但没有离开，反而也掏出了并开枪击中了中国巡捕持的手腕，也不知是中国巡捕运气太好还是苏格兰巡捕枪法精准，最终中国巡捕受伤逃跑了。

　　随后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最终这名苏格兰巡捕被调到了公共租界的另一边。为了他的人身安全，还变更了警号。

　　另有一次，一个公共租界的巡捕在邻近中国管辖区的地方巡逻时，抓住了一个违反规章的黄包车夫。车夫只是有轻微的违规行为，但是对巡捕的训斥恶言回击。公共租界的巡捕打算逮捕车夫，于是未经许可进入了中国管辖区，立刻就被三个中国巡捕抓住并带回巡捕房，直到公共租界巡捕房派人出面。双方均表达了歉意，事情也就这么过去了，但是这位公共租界的巡捕还是被上级狠狠训斥了一番。

　　有家电影院就开在一条与中国管辖区边界平行的路上。电影散场时，门口等待离开的车辆总是会排起长队。那些想掉头的司机会发现界外道路边上有条小路很方便，所以他们会沿着小路开两三码再掉转方向。可是这些为了图方便跨过边界线的人可是要倒霉的，马上就会有中国巡捕过来把他们从车里揪出来罚款50美元。没有钱的人，就要把车扣下直到交齐罚款为止。不过了解内幕的人都知道，想要脱身很容易，只要给中国巡捕五块、十块的贿赂就行了。这种情况很快被举报到租界的巡捕房，巡捕房的官员于是向中国管辖区的相关巡捕房投诉，不过最终又是靠口头道歉就了结了。

　　这种管辖权造成的困难还不是上海警务工作中唯一的问题。巡捕房自身的性质也引发了不少问题，除了法国外籍兵团外，我真是想不出比它更国际化的机构了。

　　公共租界的巡捕里有英国人、日本人、印度人（锡克人居多）和中国人，总数达到5463人。英国人是主要的领导力量，但是中国人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也有一些人，他们人数不多，工作能力也很差，但是却比其他人都能惹麻烦。

　　我们负责监督警力中的那些华捕，当然是在一些华捕督察和巡长的协助之下。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懂一点中文。在警队里，要升职、甚至是要保住饭碗都要靠这一点。所以在日常的警务工作之外，还不得不学习这种以复杂著称的语言实在是让人力不从心，但这也是我们不得不去克服的问题。那时我们不但要学习中文，还被要求要尽可能地了解中国人的风俗习惯。在我看来他们总爱虚张声势，是让人好奇又读不懂的谜团。前一秒钟我还觉得自己很了解他们，下一秒钟又发现我其实什么也不知道。

　　我很快又发现了华捕的一些小伎俩。要是不对巡捕房里的华捕进行严格的监督，他们很快就会在每天的例行巡逻中找机会偷懒。因为当时上海滩的犯罪率极高，所以夜间巡逻也是两名巡捕结伴。而华捕的偷懒技术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几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和一个华捕一起负责某一片区域的治安，执勤时间是夜里2点。这个时间，大多数中国人都在人行道上、小巷里或者任何比家里凉快些的地方睡觉。到了该的时候，我们在交接地点等着换班，等了几分钟的人还没有出现，于是我们决定四处看看是否有什么异常，结果却发现，前面执勤的两个华捕躺在人行道上，枕着自己的警帽睡得正香。无法想象在英格兰会有这种事会发生，要是有在执勤时玩忽职守，《泰晤士报》会收到多少愤怒的投诉信。但是在中国这似乎不是什么大事，他们太爱睡觉了，看到巡捕躺在人行横道上睡觉都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

　　原来，一个华捕想打个盹，让他的同伴放风，没承想他的同伴也抵挡不住困意，结果两人都被抓了个正着。

　　不过要是公正地评判的话，与我结伴的华捕在应对突发事件上还是很有一手的，尤其是应对武装抢劫或者绑架之类需要做出迅速反应和射击的犯罪行为，这位华捕绝对不比欧洲或美国的任何差。他的问题是，对工作的热情缺乏持久性，尤其在日常例行工作中经常敷衍了事，但是若真是出现交火了，他还是很值得信任的人。这多少也能说明一些问题。

　　综合所有优点和缺点，再考虑到华籍巡捕获得的微薄的工资（刚加入警队时，大约每月只有28先令），他算得上一个不错的巡捕了。

　　再说那些日本巡捕。他们实际上由他们自己的官员负责监督，虽说我们名义上也管理他们，但是其实我们已经被上级告知要少管闲事。在任何涉及日本国民的情况下，这些日捕都是绝对的好巡捕，可是对日本人之外的事，我实在没什么可说的，只能说我和他们之中有的人相处得还算愉快。

　　印度人特别是其中的锡克人则主要是负责管理交通。他们通常身形高大、简单随和，但需要有人指导。一旦有了能正确领导他们的人，他们绝对是坚不可摧的。中国人就抱怨说，在时不时发生的中，对他们最严厉的就是印度巡捕。

　　最后一类是巡捕。他们的工作内容和我们是一样的，工资待遇也一样。在上海有一个很大的人群体，所以巡捕房里才需要俄捕。有时候他们还能升职，被安排到值班室工作，但是90%的俄捕连本职工作都干不好。如果让一个俄捕去巡逻，实际上很可能得靠他的英国同事来完成工作，因为俄捕根本没有自己完成工作的能力。依我看来，人作为巡捕几乎是一无用处。最好的时候，也就是机械地执行命令；俄捕似乎总是战战兢兢，连自己的影子都害怕；更糟糕的是，只要能撇清自己的责任，他们不惜出卖任何人。

　　巡捕房里这种多国人员混杂的特征也是这个城市的缩影。上海绝对算得上世界上最国际化的城市之一了。它也是现存最大的通商口岸，也就是说，很多国家在这里都享有治外法权以实现自己的贸易和商业利益，而本地政府，此处自然是指中国政府，则没有管辖的权利。在上海，拥有这样的特权的国家超过20个。

　　外国人在上海都有自己的领事馆，有的甚至有自己的法院。因此，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在这里犯了罪，他（她）有权到自己国家的法院、依自己国家的法律受审。所以，如果中国人想要以任何罪名起诉一个英国人，无论是严重如谋杀还是微不足道如交通违章，都只能起诉到到英国法院由英国人对其进行审判。

　　也有个别国家不享受这些特权。这些国家的人被称作“无国籍外国人”。他们有权在上海进行贸易或经商，但不能依自己本国法律受审。

　　此外还有成千上万的“白俄”人。他们是在后来到中国的，并且自行聚集成了自己团体。他们也属于“无国籍外国人”，不被归入任何一个国家。对于这些被从流放的人，回国无疑是死路一条，所以的女子大多选择嫁给有治外法权的外国人，这样她们自己就能享受一样的权利了。

　　前面说过，上海工部局警务处雇佣的这些人都很奇怪。几年之前他们还是警队里一个相对孤立的团体，工资也比现在低，但是也已经完全配得上他们低下的工作能力了。可是现在，这群人却被抬高到和我们一样的职位，享受一样的工资和福利——事实上，他们的福利甚至比我们其他人还多。比如说我就被要求服役六年之内不得结婚，而很多已经结婚的人却可以被招收进巡捕房。这可能就是俄捕在巡捕房里很不受待见的原因，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我后面会讲到的其他事情。

　　尽管工部局警务处的处长是英国人，全局领导各巡捕房、各捕股之间相互协作，但是日捕股和华捕股都有自己的督察和各级别官员。各捕股之间相互协作是警务工作的重中之重，但是日捕股和华捕股之间却总是矛盾不断。

　　中日两国巡捕工资标准的差异是无止境争端的根源之一。在我看来，华捕完全有理由抱怨。在被录用之初，华捕每个月的工资还不到1英镑10先令，而日捕则能拿到大约8英镑。这个问题很难解决，毕竟这种巨大的差距不是完全没有原因的。日本人有一种比谁都严重的等级观念，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等级比中国人要高得多，所以生活成本也相对高得多。不论有多少不利于日本人的言论，如果要我选择和谁一起工作、一起生活的话，我肯定会选择日本人而不是中国人，至少日本人很注重卫生。

　　概括地说，低级别的巡捕基本上是听从本股上司命令分开工作的，而沟通与协调则是处长和督察负责的。比如华捕的福利方案就是由他们自己的督察制定的，但是他采取任何措施前还是要向警务处长先行汇报。

　　以上是一些关于工作本身的情况，因为这里的警力与其他的城市的警力有区别，所以巡捕的工作与伦敦或其他什么地方的工作也大不相同。我们在上海要面临的问题是独一无二的，如果把我们的工作说成是在一个现代化商业中心维持治安，那可真是太轻描淡写了。

　　回想一下你看过的所有关于纽约黑帮的描写，然后把犯罪团伙和冷血罪犯之间的争斗放到我前面描写的国际化城市背景中，你就能对上海巡捕的工作环境有一个大致的概念了。更不用说中国人性格这个永恒的谜题（如我前述所说，我们在上海面对的罪犯大部分是中国人），而我们还要试图在这些至少对西方人而言最神秘、最不可理解的人之中维持秩序。

　　对上海的巡捕而言，没有什么事情是简单明了的。其他大城市里存在的问题我们都能遇到，而且程度更严重。想象一下伦敦街道上要是多了9999辆人力黄包车在机动车之间穿行，那里的交通会乱成什么样子。

　　交通拥堵是人们到上海之后第一个直观的感受。窄小的街道、古老的和现代的交通工具并行，再加上普通中国人完全缺乏交通规范意识，导致的严重拥堵情况可以达到让人惊骇的地步。

　　当时上海唯一的交通管理措施就是信号灯，而且还不是像英国的城市里一样的自动化信号灯，这里的信号灯需要巡捕手动控制。一个巡捕站在一个小小的台子上转换指示灯，另一个巡捕则站在交叉路口吹哨子指挥交通。

　　一些在其他国家根本不需要安排巡捕的地方，在上海也必须安排巡捕，因此执勤人数就增加了。如果只是现代意义上的交通拥堵也罢，而事实上，上海面临的交通问题一定程度上是中国人不在乎的态度造成的。数不胜数的黄包车、成百上千的老式独轮车、手推车，甚至还有马车，最糟糕的无疑就是完全没有交通安全意识的农民，他们来上海都是盼着能挣点钱的。

　　所以，虽然有信号灯，充其量就是个摆设，不用指望中国人会遵守信号灯的指示，或是意识到信号灯存在的意义。

　　因此，每周都有几百起违反交通信号指示的案件被提交至法院，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这比起在巡捕房交保放人的轻微违规案件来，仍然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交通违规的保释金由10美分到50美分不等，这些案件从来不会被提交到法院。违规者似乎很愿意接受这种安排。经常能看到一个黄包车车夫手里拿着二十几张保释金收据，还骄傲地拿给巡捕看，却不知道这些收据是做什么用的。

　　鉴于以上情况，管理交通的工作实在是非常伤神的。比如说，一个巡捕指示十字路口一个方向上的人停下，好让另一个方向上的人通行。突然有人招呼要雇黄包车，这时立刻会有二十几个黄包车车夫无视信号灯的指示，从四面八方冲过去抢生意。结果很可能就是有人因为争抢时造成的破坏被告上法庭，而起因不过是为了获得一个挣十来个铜板的机会。300个铜板才合1先令，由此看来，人力车夫挣的钱和他们造成的混乱还真是不成比例啊。

　　步行者遇到的事故里，很多也是由他们自己的错误造成的。他们在繁忙的商业街上走路总是东瞧西看，完全无视交通状况。这种问题在从乡下来的人身上表现得尤为严重，他们似乎以为自己还走在家里的田间地头。

　　此外还有那些迷信的中国人也是个大问题。比如说，路上车流畅通，驾驶者以大约每小时20英里的速度行驶，算一个比较适中的速度。这时就可能突然有个中国人横穿马路，然后被困在车流中间。这些人会非常急切地想要通过马路，因为在他们看来如果能穿过快速移动的车流，就可以甩开缠绕在自己身上的晦气和恶灵。

　　考虑到所有这些，也许你就觉得那些执勤时用手里的指挥棒——大约三英尺长，刷成黑白相间颜色的木棍——击打苦力的巡捕情有可原了。他们用这种方式给苦力点教训，也许下次就能救他们一命也说不定，不管怎么说，恶言相向和拳打脚踢总比交通事故好点儿。

　　即便如此，管理交通也算是巡捕工作里比较简单的部分了。更为严峻和危险的是跟踪和逮捕上海的犯罪分子，这也是我在上海工作的主要内容。我只想强调，这里的犯罪分子犯的都是重罪。在英格兰，巡捕很少会遇见武装抢劫，所以抓捕嫌犯也不需要经过交火。而在上海则不同，我们面对的劫匪都有武器，想逮捕他们难免要经过一番射击对决。

　　我们巡捕当然都是要携带武器的。巡逻之前，每个人会领到自己的和弹药。抛开交火的可能性不说，配枪本身就是一件危险或者说是可笑的事情，全凭你怎么看待它。华捕当然也是要配枪的，但是他们对什么事都充满好奇，而且喜欢摆弄。如果情况需要，他们当然可以开枪射击；但是就算不需要用枪的时候，他们还是要把枪从枪套里拿出来，骄傲地审视，甚至是无意识的就会推弹入膛，拉开保险栓，然后就把这事忘到一边去了。

　　回到巡捕房之后，武器和弹药当然也都要上交，这时候总是会有危险的事发生。华捕以为自己的枪里没有，然后随意地扣动扳机确认。结果可想而知，就是值班室里回响着巨大的开火声，所有的巡捕四散躲避。

　　在英格兰局的值班室里，通常只会有一位坐在写字台后面。若是不忙的话，可能就只有一名不着警服的工作人员。

　　在上海则完全不同。一进值班室，先会看到一位巡长，然后会看到两三名穿着、但是没有配武器的华捕。他们负责登记指纹，给犯人搜身，核实他们的随身物品等等。之后你还会发现几个不着警服的工作人员。第一个是员，给当值的巡长做翻译。第二个是专门的翻译员，负责该巡捕房其他所有翻译事宜，而这类翻译员通常是上海人，只能听懂上海方言。第三个是话务员，负责接收和发布所有信息。同时他还负责接收中控室发来的信息，这类信息通常是发给全部巡捕房的重要信息。

　　信息的传递主要靠电报通信。每个巡捕房都有自己的电报打印机，这样上海所有巡捕房就可以同时收到中控室发出的信息。

　　比如“车牌号码1234的机动车在外滩被盗，最后一次发现是由盗贼驾驶向北高速逃离，所有值班巡捕请密切关注”这类重要的消息，话务员一旦收到，就要马上转发给本巡捕房辖区内的所有街边电话匣。这种电话匣其实就是装电话的匣子，通常固定在街边的电话杆上。电话铃响时，还会有红灯闪烁，直到有巡逻的巡捕接听才停止。接听电话的巡捕会记录下相关信息并通知自己的巡长，再由巡长确认本辖区所有巡捕都收到了信息。

　　让我们再说回值班室的人员配备。有些巡捕房的值班室里面还会有日语翻译和俄语翻译，负责将信息翻译成这些语言。最后，值班室的门外，还会有一个锡克人站岗。

　　所有巡捕房还会配备一辆有无线电通信功能的小面包车，每天大约巡逻四小时。这种面包车有点像在英格兰用来转移犯人的运输车，但是略小一些。车上配有无线电接收设备。每次巡逻，由一名西捕（也就是非华人）负责，带领一名日捕和四名华捕进行工作。

　　这一队人通常分成两组进行巡逻，他们会被送到辖区内不同的地点，从那里下车开始巡逻，并约定集合的时间和地点一同坐车返回。这些巡捕都穿着防弹背心，作为领导的西捕带两名中国巡捕，另一组则一般是日捕带领剩下的华捕。

　　在巡逻过程中，巡捕有权对任何看起来可疑的人进行搜查，无论是行人还是黄包车车夫，可以是机动车甚至是公交车，巡捕主要搜查的是携带的和毒品。

　　搜查的工作是由华捕进行的，西捕或日捕则站在一边，举着监视，若被搜查人真的携带了并且打算开火，那他们就可以随时准备好向嫌疑人射击。虽然我也参加过这样的巡逻任务，但是没有一次遇到过非法持枪的人。搜查时我发现，中国人经常带枪，而且都隐藏得很好，但是同时他们也会有巡捕房发放的持枪许可证明。这些人一般都是富人或政府官员，带枪是为了防止抢劫或绑架。

　　无线电中心每小时都会向所有面包车上的无线电接收装置通报需要巡捕前往处理的情况，比如发生在各地的抢劫、绑架、谋杀、大规模交火等等。然后面包车就会载着全副武装的巡捕全速赶往出事地点。

　　由于上海就位于扬子江边，无数的运河对巡捕工作也有重大的影响。这些水道是被归入中国管辖区的，这也给本来就很困难的警务工作带来了更多麻烦。从上海向偏远一些的地区运输货物的人通常会采用水路，所以这些运河上总是挤满了中国船只，而且大多是小帆船，要是赶上没有风，就只能靠摇橹推动。这个动作看起来简单，试了才发现，要想防止船桨从船尾的木架上滑落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真是一种只有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才能掌握的技巧。

　　这些河道还成了者的首选地点。中国的河道巡捕觉得打捞尸体太麻烦，所以这个工作就变成了我们的，此外我们还有责任防止河道堵塞。而另一方面，船上物品失窃的案件则由闸北区的巡捕负责。这种复杂的职责分配让本来就已经很不规范的警务工作更加混乱，而唯一受益的大概就是犯罪分子了。

　　到了夜晚，水路上会出现大批乞丐的船只。日落之后，水路附近的巡捕下班了，乞丐们则抓住这个机会，把自己的船划到岸边，沿着河堤、甚至进入市中心乞讨。这些乞丐一般都是全家出动，还带着孩子出来博取同情。就像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乞丐一样，这些人不惜伤害自己的身体，靠感染的伤口来激发公众的怜悯。他们以为自己病得越重就越能获得更多的施舍，于是这些人实际上成了流动的病原体。乞丐是被禁止进入公共租界领地的，但是想阻止他们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把乞丐赶回中国管辖区也成了我们日常工作的一项。

　　一个健康的乞丐起初会躲在小巷里，躺在地上。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这样待几天也会病得起不来，最终就是濒临死亡。除非情况极端严重，否则医院是拒绝收治这些乞丐的。表面看起来这样做有些麻木不仁，但如果对这类情况没有一些限制，医院里很快就会有多到装不下的乞丐，而其他有需要的病人则无法就医。

　　乞讨是中国的一种老风俗，根本无法制止。我们能做的就是定时将公共租界里的乞丐集中遣送回他们自己的地界自生自灭。但问题是，过不了两三天他们就又回来了。一切又要重演，循环往复，没有终止。

　　鉴于这种情况，你也不得不需要一点中国人的精神才行了。上海的普通工人阶层是我见过的最现实、最平和的人了。他们似乎认为自己的命运都是已经注定了的，担忧也是徒劳。

　　所有人都听说过中国人的狡猾、沉默和不可预知。与他们近距离接触了几年之后，这三个词似乎就是最恰如其分的形容了。尽管我有和他们在一起的丰富经验，我还是想不出更好的形容词，这些特质是你与中国人打交道时肯定会遇到的。

　　以建筑工人为例。几百英尺高的脚手架上有密密麻麻的中国工人，他们在又细又窄的木板上来回行走，在随便什么角落坐下休息，完全不在乎显而易见的重大安全隐患。严重的事故时有发生，但是没人因此却步。中国工人相信，命里注定不会摔下去，就不会摔下去；如果命里注定要摔下去，那么做什么也不可能避免摔下去。要我说，这些人可真是够勇敢的。

　　若是真有人从高处摔下来，中国人又有一个奇怪的传统。伤者的同伴会抓住他的胳膊和腿把他往地上摔，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可以让失去意识的伤者苏醒。考虑到他已经从几百英尺高的地方摔下来，又怎么能再承受得住这样粗鲁的对待呢？估计仅剩的一口气也要被摔没了。

　　我有一次就看到工人在巡捕房侧面的墙上工作。他们所站的木板是由两根从楼顶垂下的绳子挂住的，就像水手给轮船刷漆时站在托架上悬在船体一边那样。这工人就这么吊在百来英尺高的地方。我很好奇楼顶上的绳子是怎样固定的，因为我知道楼顶是平的，没有什么可以承重的东西。于是我上到楼顶一探究竟，结果却发现，绳子竟然是拴在一个蕨类植物的木质花盆上。花盆就卡在楼顶的一圈矮矮的防护台上。真是只有命运之神才能阻止他们丧命了。哪怕一丁点儿移动，或是一阵强风，都可能把这个木花盆掀翻，连人带花一起摔到地上。

　　还有一次，记得我正在值班室值班，大约中午一点的时候，有个中国人跑来报案，说他的朋友死在了附近的一个小巷里。我于是马上派人到案发地点查看，可是他五分钟不到就把那个所谓的“死者”带回来了，原来他只是在午睡。因为睡得太沉，他的朋友叫不醒他，就以为他死了，所以急匆匆跑到巡捕房报案了。

　　中国人的思维真是奇怪，我可能永远也理解不了了。他们面临真正的危险时面不改色，可是一旦有人去世，他们又常常要小题大做一番，等我讲了我参加的葬礼，你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了。

　　在上海滩做巡捕，算得上是一个可以近距离观察中国人行为和风俗的好途径。事实上，这也是我工作职责的一部分。西捕和其他在上海居住的外国人比起来，与中国人接触得更多。事实上，关于这个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非常奇特的一点就是，这里居住的各国国民之间不大来往，而是每个国家的人形成一个自己的群体，除了生意上的往来之外，尽量避免与别国人接触。事实上，在上海的外国人对中国人生活的漠视程度让我感到惊讶，尤其是我的英国同胞们。我就见过一个英国人，他在上海待了十几二十年，可他对中国人的了解还不如我在短短六个月之内学到的多。好像生意人来这里就只是为了赚钱，跟中国人的接触越少越好。

　　在上海的英国人主要都是做生意的，所以比起了解中国人的习俗，他们对经营自己的生意更上心也是再正常不过了，因此我觉得我完全有理由说我比他们更了解中国人。

　　刚一到上海，我就开始了对这座城市的研究。在与巡捕房高层官员短暂的面谈之后，我们被带到了宿舍，每个人还领到了一点点钱以及两天假期，让我们安顿好一切。然后再开始正式的培训。在这里我们还都配有仆人，很快一切就井井有条了。于是我和几个同伴决定出去感受一下上海这所城市。

　　出门前，一个和我们一同被招募进来的家伙非要准备一下，把所有人都逗乐了。这人是个典型的苏格兰高地人，身材高大，头发颜色偏红。他以前是一片大地产的看门人，日子过得还可以，只是生活圈子很窄，除了看门没见过什么世面。

　　这个叫汤姆的老兄把箱子里的东西全都翻了个遍，花了好长时间才决定穿什么探索上海。最终他选了一套猎场看守人的套装、一件扣子位置很高的夹克、一个打猎时用的腰包、一双高筒靴，还有一顶圆顶礼帽。汤姆轻轻地弹了弹礼帽上的微尘，就像是要出发去教堂一样，庄严肃穆地把礼帽戴到了自己头上。那帽子有点儿像喜剧演员乔治•罗比戴的那种，帽檐很窄，在汤姆的头上高高地顶着。然后他还非常严肃认真地询问我们的意见，这身行头是不是适合他的第一次上海之行。开始他还有点儿担忧，后悔没把他的苏格兰短裙带来，但是听到我们的赞许之后，他高高兴兴地出门了，而我们都躲在后面，跟他保持着一段距离。

　　走过几条街，我们就来到了外滩，也就是上海最大的商业区，因此也是个非常繁忙拥挤的地方。我们都觉得这是甩掉汤姆的好时机。此时他后面已经跟了一大群中国人，肯定都在好奇这个衣着奇怪的家伙是什么大人物。

　　后来，等他更了解东方人之后，他也和我们一样把这次盛装出行当笑话，而且一点都不介意我们再拿这件事取笑他。

　　于是我们把苏格兰看门人留给了围绕着他的充满崇拜之情的人群，继续我们对上海的探索。但是困难马上就出现了，没过多久我们就迷失在窄小的弄堂里了。这可不是什么好受的经历，因为所有的中国人都在盯着我们看，而我们看到的，不是大声招揽生意的黄包车车夫，就是推着沉重的独轮车的苦力，总之熙熙攘攘的全是中国人。我们不约而同地决定按原路返回，庆幸的是很快就走回了外滩。这就是我们第一次探索上海的经历，可是留下的印象却不太好。

　　后来我才开始渐渐意识到这样一个有来自很多不同国家的人聚居的地方所特有的魅力。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和文化的中心。这里发展很迅速，尤其是在英国人的影响之下，当地的行为和习俗都有了很多变化。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有两个：一是西方文明在上海的穿透性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强；二是中国的和富人为了躲避内战和土匪，纷纷移居上海，同时也会带来他们本地的风俗习惯。这就是为什么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古老文明和现代文明会在上海这个地方激烈碰撞。

　　在公共场所，女人们开始接受西方的时尚，而且有良好的品位，但是这并不代表她们回到家中就不用遵守陈规旧俗。不过近些年来，女性受到的压迫确实减少了，一些严格的老规矩已经废除，比如缠脚在此时已经被明令禁止了。

　　男人们的表现则与女人不同。他们不用同时过这种家里家外截然不同的生活。对他们而言，要么就是彻底的西化，接受西方的理念与文化；要么就是坚持传统的东方习俗，而绝没有试图把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结合起来的。

　　喝茶对中国人而言远不止是一种生活习惯，它更像是一种仪式。这里到处都是茶楼，而且三教九流、各行各业的人都会到茶楼喝茶，人们尤其喜欢边喝茶边谈生意。也有一些茶楼是专对某一行业的商人开放的，比如有的茶楼是给棉花商人开的，有的茶楼是给煤炭商人开的。就连犯罪分子也有他们自己专门的茶楼供他们洽谈他们独特的业务——犯罪，所以巡捕的线人们最喜欢在茶楼收集有用的信息。

　　大街上也有卖茶水的。一般是推车上有一个用木炭加热的铜壶。中国人推着这样的茶水车白天黑夜走街串巷，他们的顾客也是以苦力和劳工为主。不仅是卖茶水的人会走街串巷，卖食品的小贩也采取同样的方式。他们不但会站在自己的车边大声叫卖，还会携带各种鸣锣敲打宣传，来起到吸引顾客的作用。最后，还有卖书的书商，也是随便哪条街上都能看到，带着一种可以对折的书架招揽生意。人行道两边还有许多货摊，有卖玩具的、卖红薯的、卖小麦的、卖意面或其他各种商品的。这些货摊都是工部局颁发了执照的。每月第一天，巡捕要去检查执照的更新登记，但是这个人会说自己已经更新过但是忘在家里了，另一个会把几条街外卖东西的朋友的执照借过来冒充自己的，总之就是要给我们的工作增加各种麻烦。

　　还有一种职业就是裁缝。她们也是走街串巷寻找需要雇人做针线活儿的机会。她们还会经常到码头去找活儿干，那里有许多外国水手和商人，所以这实际上有可能是者的一种伪装，因此巡捕也会被派到码头去制止这样的行为。

　　在上海，葬礼绝对是个惊天动地的景象。二十多个苦力，有时还会更多，抬着一个龙形雕刻走在前面，这个雕刻能有二三十英尺长，上面加盖着精致的黄缎子，而棺材就放在这里面。随后紧跟着的是主要的送葬者还有其他亲属，再后面是雇来的专做送葬生意的人，专门负责哭喊哀号。

　　脏兮兮的苦力和乞丐也会抓住这种能挣几分钱的机会，他们会被雇来举牌子，牌子上写的一般都是死者生前的丰功伟绩。还有过很短的一段时间里，流行雇佣乐队随行，可能是老式的中国锣鼓队，也有西方的乐队，但是这个风俗并没有持续多久。中国人认为，葬礼的动静越大，死者越有面子，越能体现其生前的崇高地位。

　　如我之前所说，行乞在上海已经成为了一项职业。这就产生了一个奇特的结果，当巡捕要求店铺门外的乞丐离开，停止打扰店铺的生意的时候，乞丐还会反问说自己也是在做生意，为什么就不能得到和其他生意人一样的对待？最奇特的回答是，当他被要求停止在外国人居住的房子外面乞讨时，他们会争论说人性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这些乞丐为了几美元就可以把自己的女儿卖去做仆人或是妓女。这种情况在最贫穷的阶层中也很常见，而他们将责任归咎于饥荒、洪水或是内战。

　　这里的穷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避孕措施。夜间巡逻的时候经常能看到襁褓里的婴儿被遗弃在各种地方，小巷里、人行道上甚至是荒地上。被遗弃的婴儿十有已经死去或是奄奄一息，被随随便便地用破衣服、破席子包裹着放在地上。他们要么是私生子，要么就是父母根本没钱埋葬。至于那些还活着就被抛弃的弃婴，则主要是因为父母太穷，无法养活他们。

　　这种事要是发生在英国，遗弃孩子的人肯定要被找出来并且以杀婴罪起诉。但在上海则不会。若是无线电里通知有这样的案件发生，通常会派遣一个中国侦探前往调查。他调查之后的结论很可能就是没有违法行为发生，因为只要孩子身上没有待的痕迹，那么就不认定为犯罪。当局似乎并不认为这样的理论有什么滑稽或残酷。弃婴本身不被认定为犯罪，而且因为发生得太频繁，巡捕房也没有办法再采取任何后续的问责措施。

　　当侦探做出没有违法行为的结论后，值班室里的警官就会给上海的公共慈善机构打电话，后者则会将婴儿的尸体装到车上带走并负责埋葬。

　　我在巡捕房里的一个朋友曾经是海军士兵。每当有船停在这里，他就会拉上他的老战友，半夜三点跑到中国法院后面的空地上，骄傲地指给他们看地上摆着的十几个、甚至二十个弃婴的尸体。这个地方似乎是很多遗弃者的首选，而且凌晨三四点的时候，这种可怕的画面经常会出现。

　　在上海，遗弃的方式并不只有这一种。在市中心一条特定的街道上，你可以看到孩子的妈妈从路边的墙壁上拉出一个抽屉，就像英国银行外面的夜间保险箱，然后把孩子放进抽屉里，再摇摇旁边的小铃铛，这就将是她最后一次看见自己的孩子了。墙里面其实就是孤儿院，听到铃响的人会从墙的另一面拉开抽屉，把孩子抱出来。

　　我留下的关于上海的所有记忆里，没有什么比这样的画面更奇特、更可怕、更可悲的了：城市里不同街道上的弃婴尸体被集中在一起，每天早上像垃圾一样被清理走，还有把自己的孩子放到孤儿院围墙抽屉里的母亲们。

　　到上海后没多久，我们就开始进行训练了。我们先要在训练所里培训三个月，然后才可以到各个巡捕房开始真正的巡捕工作。每天的理论培训大约下午五点钟结束，直到第二天早上六点半体能训练开始之前，这中间的时间都归我们自由支配。通常我会和几个朋友一起出去探索上海。渐渐地，我开始可以分辨出每个中国人的不同了，这在我刚来这里时可是做不到的。

　　除了去现代的商业中心，我们有时也去中国人聚居的地方看看。那真是种奇特的经历。穿过样式古老的店铺和房屋，混在熙熙攘攘的中国人群之中，起初我还有点害怕，后来就渐渐适应了。记得有一次，我站在一个据说是卖家禽的店铺门口，看到店外挂着一排鸭子。起初我不相信那是鸭子，因为这些挂在外面的东西都被刷上了一层俗气的红色。可是走近一看，那还真是鸭子，而往鸭子上刷颜色是一种传统的风俗。中国人认为鸭子是一道佳肴，但是这些东西已经看不出是鸭子了，反而更像被碾轧机轧平了的薄饼。

　　之后我们又来到一个卖鸡蛋的店铺。发现鸡蛋也被刷成了各种颜色，以蓝色、红色和黑色为主。这些蛋可能已经在土里埋了几个月，因为中国人认为时间越久的越好吃。连鱼店里卖的鱼也是埋过的，看着简直就像一条破布，可是同样的，也被中国人认为是美食。

　　我还记得我在中国第一次去市场的情景。所有的食物都能在市场上买到，而人做买卖本身也是一次不错的学习机会。

　　比如，一个中国妇女带着大约200个铜板来到市场，仅相当于三分之二个先令。她先是来到卖肉的货摊前买猪肉。屠夫切好肉，妇女会询问价钱。屠夫肯定会开出一个比实际价格高了大约四分之一的价格，之后就是双方斗智斗勇的砍价大战了。先是妇女报出她肯接受的最高价，屠夫通常会拒绝，然后妇女转身离开，走出大约20码的样子，这时屠夫又会把她叫住，同意按妇女提出的价格成交。几乎每个市场上的每笔买卖都是这样做成的。

　　如我前面说过的，我们每天早上六点起来早操，内容包括三英里的长跑和一些瑞典式锻炼。每周有两天可以不跑步，但是别的训练还要照常进行。

　　由于上海的抢劫和绑架非常猖狂，所以上海的巡捕不得不加练一些模拟这些情况发生时如何应对的项目。我相信这些训练项目都是上海的巡捕房独创的，世界其他任何国家的都不会需要这些训练。上海的犯罪情况如此特别，而且社会环境又对犯罪分子格外有利，所以上海巡捕不得不采取特殊的训练以满足实战的需要。有时我觉得这些强化训练就像是家禽养殖场里为了保持家禽的活力而采用的那些逼迫它们奔跑跳跃才能获得食物的现代化方式一样，尤其是之后当我能从一个屋顶跳到另一个屋顶追缉持枪劫匪时，我更是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些训练的用处。

　　为了训练的对抗性和有效性，我们采取三人一组的方式。指令发出后，第一个障碍是跨栏。越过跨栏以后，又会遇到一个注满水的巨大水泥槽，上面只架了一根窄木，我们要迅速从这上面跑过去，这也是在模拟现实追击罪犯时可能遇到的两个房顶之间搭放一条窄木板的情形。练习时有很多人都会摔进水槽里，而幸运地通过测试的人将继续进行下一个项目。这次考验的是攀爬能力，距地面十英尺高的地方

　　有一根两头分别固定在两根柱子上的木棒。我们要抓住两根垂下来的绳子爬上去翻过木棒，从另一面跳到地上。接下来是一个吊在离地面两英尺高位置的大木桶，人一钻进去它就会摆来摆去。从木桶中间穿过之后，我们还要跑上一个窄木板搭成的很陡的斜坡，斜坡顶部又是一个木桶，这里离地面的高度是大约15英尺。从木桶里钻出来之后再沿一个斜梯爬下，不过因为我们从桶里爬出来时是头向前的，所以要想抓住梯子的第一根横栏，我们还不得不先掉转180°。从梯子上爬下来之后，我们还要再爬上一堵六英尺高的墙，然后再跑100码到射击地点，向一个小小的人形靶子迅速连射六枪。鉴于到这一步时我们都已经体力透支，拿枪的手也是颤抖的，腿也发软了，所以教官们不得不躲到很远的地方，防止被偏得离谱的误伤。

　　训练之后我们冲回宿舍，洗澡、吃饭，然后在九点钟准时开始理论培训。我们要上的课程包括法、初等数学、地理和常识知识。

　　当时发生了一起重大武装抢劫案件，不少华捕被劫匪杀害。这起大案子贯穿了我的整个培训期，虽然我知道上海的巡捕工作肯定不会像在伦敦郊区那样简单安全，但是当我被要求去参加一个两周之前在执勤期间牺牲的华捕的葬礼时，我才震惊地意识到自己处于什么样的境地。

　　葬礼的第一步通常是从公共停尸房开始的。死者的尸体在那里接受核验。到了仪式开始，巡捕房每个部门都要派代表出席，有时候甚至有超过千人护送死者灵柩。棺材上还要盖工部局的旗子，由八个苦力抬着走在最前面。后面跟随着一身白衣的主送葬者，白色也是上海葬礼服装的颜色，送葬者四周也有白布遮挡。他后面跟着的则是死者的妻子，一路走一路哭泣哀号以表达别人无可想象的哀痛，时不时还要歇斯底里地扑倒在地，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

　　我不知道这是出于中国传统葬礼的要求还是真实的情感表现，因为在我印象中，除了孩子，除了有暴力施加，我从没见中国人真正哭泣过。

　　主要的送葬人是要步行的，而亲属和专门雇来哭号的人则坐在后面的老式四轮车里。这些雇来的人负责制造足够大的动静，再加上遗孀的哭喊，要是死人还能被吵醒的话，我想这动静绝对足够了。

　　不过家属似乎觉得这还不够。送葬的队伍里还要有乐队，大约由二十多个人组成。他们穿着统一的服装，有点像英格兰军乐队的服装，但是有点区别，多了很多装饰的编织穗带，有一些还在腰间系条带子。

　　乐队使用的都是一些现代乐器，而且也会演奏一些西方的乐曲和舞曲。但是他们经常弄错什么曲子应当在什么场合演奏。有时我们一行人正在庄严肃穆地行进，突然就会响起《去蒂珀雷里的路还长》

　　《安妮•劳里》，然后后方的另一个乐队则会配合着奏起欢快的《把麻烦都打包进工具箱》。有的婚礼上，乐队演奏的竟然是《死亡进行曲》，弄得我们以为是在参加葬礼。

　　乐队也不是送葬队伍的结尾。他们后面还有巡捕房各部门派来的人，有华捕、日捕、印捕和西捕。还有一个奇怪的要求就是：这些人都要在胸前扣眼里别上一朵的花。

　　送葬的队伍缓缓前行，穿过租界，为此还进行了交通管制。墓地位于中国管辖区里，所以到了边界之后，送葬队伍就不再前进了，只有死者家属们继续进行下面的埋葬仪式。但是据说根据中国的传统，棺材不会被真的掩埋，而是就放在地面上，等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后，再由遗孀将其迁至死者故乡下葬。

　　我们这些被招募的巡捕都认为每周列队去两次太平间真不是开启巡捕生涯的好方式，而且每次葬礼都有几百个不同国籍的巡捕参加，包括中国人、日本人、人还有锡克人。

　　我到上海最初一段时间很喜欢去的地方是唱歌房。有一次，我和一个已经混熟了的中国人一起出去观光。我之前就听说过唱歌房，而且对此很好奇，于是我建议这个中国人带我去。他笑着答应了，然后就把我带到了一家还不错的酒店。一个中国服务员给我们开了一间客房，我们点了啤酒和茶，茶当然是我的中国朋友要喝的。然后他跟服务员用中文交谈了几句，没过多久，有人送来了一个像手风琴箱一样折叠起来的小册子，就是我们在海边买的折叠风景画那样的。这上面写着一些中国姑娘的名字和地址（也就是唱歌房）。

　　我的朋友选了四个人名，过了大约一刻钟，这四个姑娘就来到了我们的房间。在上海的大街上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女孩儿，但是现在这场景却吓了我一跳。她们都穿着中式服装，长得也很漂亮，举手投足也很有魅力。我的朋友又点了食物和饮料，这几个姑娘和我们一起坐在桌边。然后他从随身携带的一本书里选了几首歌，由这些姑娘轮流演唱。我不得不说，这歌声实在让人不敢恭维。我现在形容不出那种腔调和音乐了，虽然我现在还会两首中文歌，但是在当时，我觉得那简直太难听了。我们忍受了大概一个小时就走了，这些姑娘也回到唱歌房去等待下一单生意了。

　　那段时间里我也去过歌舞厅。上海滩的夜生活非常有名，到处都是和歌舞厅，所以我也很动心。于是在1929年平安夜的时候，我和我的一些朋友决定出去享受一把。我们在十点半左右到达了当时很著名的黑猫歌舞厅。我从没见过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加灯火辉煌的。所有人都在纵情享乐，有英国人、美国人、中国人和人。而舞台上则全是舞女。

　　我们坐在舞台的一边，可以和舞女一起跳舞，但是三支舞以后要付给她一美元或是价值相当的在入口处买的跳舞券。

　　我记得我和一个很漂亮的姑娘一起跳舞，她给我讲了各种她与有魅力的英国穷人之间的故事（这些舞女都是想以美貌骗取钱财的，我也是后来有经验了才知道的）。我当时特别同情她，并且邀请她和她的朋友和我们坐到一起。她说她喜欢借酒浇愁，于是我点了一瓶香槟，后来又点了一瓶，后来听我朋友说，在这个舞女离开的时候我还点了一瓶送给她。第二天早上我数数钱包里的钱才意识到昨晚发生了什么。有了这个教训之后，我再看到那个女人时可不会邀请她加入我们一桌了。

　　最后，考核的日子终于要来临了。可是考前一晚我和另一个人还是决定抛开忧虑出去放松放松。到第二天我们俩都非常后悔，如果过去的三个月里我们学到了什么的话，以现在根本还没清醒的头脑，我也完全想不起来了。几天后，测试结果出来了，我们两个无比惊讶地发现，我朋友是第一名，而我是第二名！为此，我们还得到了在许可范围内，自行选择就职巡捕房的特别奖励。

　　我们都选了一个比较小的巡捕房，因为我们觉得在小地方能比在大地方更快地学到工作需要的东西。最后，我们两个都被安排到了狄思威路巡捕房，那里是一个很安静的区域，与中国管辖区相邻。

　　和我一起巡逻的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巡捕。他教会我怎么在中文的值班日志和巡捕记录上签到，以及如何监督别人是否忠于职守。

　　当我在自己的区域巡视时，我发现小巷角落里有一些穿着不同的人。我的搭档告诉我，那些人都是中国管辖区（闸北区）的巡捕，还让我最好别去惹他们。

　　两天之后，我就发现了我的搭档给我的建议有多么明智。当时我还是由这位老巡捕带着熟悉我的管片，我们正沿着巡捕房后面的一条私人用道前进。这条路属于一个土地投资公司，公共租界和闸北区的巡捕都可以在这里巡逻。这种双重管辖是双方巡捕房协商的结果。道路另一边的房屋属于中国管辖区。而最近，一个公共租界的公司因为在分界路上建房又引发了一些争议。

　　我们正走着，突然，两名中国（闸北）巡捕举着和刺刀向我们靠近，并且要求我们离开这条路。我们试图说明我们和他们一样有权利在这里巡逻，但是反而更激怒了他们。他们用刺刀抵着我们的肚子，强行将我们赶出了这条路。我们都觉得不应当做无谓的冒险，所以没有跟他们硬碰硬，而是回到巡捕房向督察汇报了这件事。而我们的督察也无权处理这样的争议，只好又汇报给副处长，最后又汇报给警务处处长。经过与中国政府漫长的争辩之后，我们发现自己又回到了最初的解决方案，还是双方共管这条路，此外我们还要忍受对我们的羞辱，因为第二天早上的报纸全部刊登了这个事件，题目就是《英国巡捕在一条路上被闸北巡捕赶出》。那之后不短的一段时间里，我们都不得不忍受随处可以遇到的，来自别的巡捕房同事的冷嘲热讽。但是我觉得我们做的是对的，因为在上海，很多时候，保持克制比保持面子更重要。

　　这之后不久我就开始独自执行巡逻任务了，我觉得自己终于像个巡捕了。1930年初，在上海有一次重大的主义运动，参与者主要是学生。最后运动不断升级，我们特别注意任何集会和。在上海，言论自由是不存在的。

　　到这个巡捕房大概十天之后，我在巡逻时发现前面有一群行进的中国人，一边喊口号一边唱着歌。他们举着巨大的横幅旗帜，上面写着中文标语。随着他们的前进，还不断有人加入这个队伍。作为一个新手，我开始还怀疑这是不是又是什么人的葬礼，但是又觉得有些不一样，于是我很快向人群走去。刚好这时，又遇到了一个日本巡长和一个华捕，他们向我解释说这些的人都是主义者。

　　看到我们之后，人群依然没有散去，我们只好逮捕了其中十几个人，此时又有其他华捕赶到了。我命令他们将被逮捕的人带回巡捕房，而我自己则留在这里清理他们散发的传单和主义读物。我把这些材料送回了捕房，看到那个日本巡长正在向值班室的巡长汇报情况，于是我就回去继续巡逻了。我大概忘了提，这里每个巡捕都有一份工作鉴定。我们参与的每个案件、每次逮捕都会在工作鉴定里体现。这份工作鉴定每年要审核四次，表现好的人可能会得到多几个月警龄的奖励。

　　第二天，那些主义者就被送上法庭了。我和那个日本巡长都被传唤出庭作证。最后主义者被判处了十八个月的监禁，而那个日本巡长受到了增加三个月警龄的奖励。显然他在向上级汇报时根本没有提到我。而我当时也太没有经验，都不知道我也应当去向上级汇报。这是我自己的失误，但是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让日本人抢走过我的功劳，这可是非常难的，要知道，他们算得上是上海滩最狡猾的人了。

　　这之后，特务股在不同的学校里进行了多次突击搜查，主要是怀疑学生会私藏主义读物。我也参加过多次这种突击搜查，但总是被带队长官要求守在门口，看到有逃跑的学生就逮捕。更多的时候，我会一个人偷偷潜入学校，独自进行搜查，在最想象不到的地方，准能找到大量的主义读物。

　　有一次我和我的朋友在宿舍待着，宿舍就在巡捕房隔壁。我们当时已经下班了，但是突然听到警铃大作。我们猜想肯定是有很严重的事情发生了——也许是武装抢劫。我们激动地冲到巡捕房，因为之前都没有遇到过这种状况。到了之后我们发现大批的巡捕已经上了警车准备出发，我们也被告知穿上防弹背心加入其中。

　　这些防弹背心就是在金属丝网外面附上牢固的布料，从头上套下来，架在肩膀上，可以遮盖一个人的前胸后背，长度是刚刚超过臀部。是打不穿这种防弹背心的，除非是毛瑟枪。也有专门针对毛瑟枪的防弹衣，但是那个肯定更重、更不灵便。

　　穿好防弹背心后我们急忙跳上车，因为没有位置了就只好站在脚踏板上。我一手抓住车顶，另一只手握紧我的45毫米柯尔特自动。

　　车子一个急转弯，差点把我甩下去，我只好换个抓握的地方，而另一只握着枪的手则挂在车厢里摆来摆去，以至于带队警官问我是不是认为车里的巡捕是劫匪。我所在的这辆车是最后一个到达现场的，我们都下了车，一个行人描述说看到武装的劫匪进入了大约50码之外一条小巷中的房子里。一听到此，我和我的同伴就飞快地冲向了那条小巷，但是被带队长官拦住了。他说我们这样简直是送死，要讲究一些策略才行。我们俩也觉得自己的行为太傻了。于是改为小心翼翼地接近有情况的房子，将它包围起来。长官派了几个人进去彻底地搜查了一遍，却没有发现劫匪的踪影。如往常一样，他们肯定是一听到我们出动的风声，就马上逃进中国管辖区了。

　　当我积累了更多的工作经验之后，我开始更多的单独执行巡逻任务，而不需要有其他巡捕陪伴。一天早上，当我正在自己负责的区域内巡逻时，突然听到有喊“强盗！”

　　我马上跑到出事地点查看情况，一个老年人拉住我用中文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当时我的中文水平还很有限，什么也听不懂，直到他指着一处不大的中国公寓的地下室喊“强盗”的时候，我立刻明白了，因为这个词是我学会的第一个中文单词。

　　我拔出并且上了膛，想着地窖里是不是会窜出一个穷凶极恶的武装劫匪。但是当我推开通向地窖的木质栅栏，打开我的手电筒走进黑暗的地下室之后，却只发现一个中国人躲在角落里缩成一团、瑟瑟发抖。我用枪指着他，命令他出来，他很听话地照做了。我把他拉到街上，搜遍了全身也没有发现武器。于是我又押着他回到地窖里，发现他偷的不过是一些衣服和一些奇怪的小饰物。他就是在从老人的篮子里偷这个的时候被老人发现的。最后这个人因为盗窃被判处了六个月监禁。以上就是我并不风光的第一次逮捕没有武器的抢劫犯的过程。

　　几个星期之后，又是在下班之后，我在宿舍里听到警铃又一次响了起来。我冲到巡捕房，立刻被下令前往某条路上的失火房屋。到达之后，我们发现已经到了现场，而且控制住了火势。

　　我们于是在失火地点附近拉起了警戒线，为的是防止爱看热闹的中国人靠近，影响救火工作。离开后，我们依然要留下来看守，以防有强盗趁火打劫。

　　我们的长官已经安全返回了巡捕房，临走前命令我们不得进入失火地区，因为那里每隔几分钟还有爆炸出现，情况非常危险。可是我和另外两名巡捕还是决定一起进去调查一番。

　　一进入房间，我们就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无线电接收设备，我觉得这是我见过的最大的无线电接收设备了。再往里走，我们又看到好几百个盛满化学药品的瓶子，由于高温一个接一个的爆裂。不过这还不是我们听到的爆炸声的来源，真正的来源是散落满地的化学品相互接触后造成了爆炸。失火的原因最终被我们找到了，原来房主是个日本人，而且在这里大规模的制造药品。可能他就是通过那个巨大的无线电接收设备和本国或者这里的仓库进行联系的。他肯定是在工作中出现了事故，在这种危险的环境里，一旦起火，蔓延速度极快。有一个日本概是跳窗逃命了，而另两个受伤严重。我们逮捕了几个嫌疑人，并且没收了剩下的药品。犯人被交给了日本当局，可是没有听到任何后续的消息。很可能这些人根本不会受到惩罚，因为日本人总是对别国人逮捕他的国民这种事异常气愤，会不惜采取一切措施破坏我们的工作。

　　还有一次，我的举动在我们巡捕房里掀起了不小的。那天夜里一点，我正在值班室值班，看到一个华捕领进来一只狗。狗的两条后腿都断了，是被一辆机动车撞伤的，这种事故在上海经常发生，因为这里总是有无数的流浪狗。

　　我觉得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这只狗痛快地死去，于是我想到了用自己的，然后又有人想到了巡捕房里的，每个巡捕房都有这种枪，就是为了驱散街上的疯狗。

　　于是我把这只狗带到巡捕房后面，找到了一片合适的草坪，把这只可怜的狗放在上面，一枪结束了它的痛苦。然而在凌晨这个时间，巨大的枪声惊动了整个巡捕房。没过几分钟，我的同事们都穿上防弹背心跑出来，准备应对武装劫匪对巡捕房的袭击。

　　我在这个平静的小巡捕房当巡捕的那段时间，还遇到了那里的第一起杀人弃尸案。最终也没有抓到凶手，这样的结果更说明了要在公共租界与中国管辖区相连的地区抓捕罪犯有多么困难。罪犯在我们这一片领域内犯罪后，可以轻易地逃到我们没有管辖权的中国管辖区里面。再加上工部局和中国政府之间缺乏合作，结果往往就是犯罪分子逃之夭夭。

　　当时是一个华捕在巡逻，他发现了一个被遗弃的箱子和一个包裹。那包裹看起来像是一包没人要的衣服，于是巡捕就上前翻看，结果却发现里面包着一个被砍下的中国人的头颅。他马上就把这个可怕的发现通知了巡捕房，于是箱子和包裹都被带了回来。

　　指纹检验组的人仔细检查了箱子和布料，巡捕房的摄影师也拍照留存了证据，这个可怕的人头就被放在那条可怜的狗被处死时躺的那一小片草坪上。负责处理尸首的那个苦力有一种非同一般的黑色幽默，他就抓着死人头上的头发，镇定地把它放在地上，然后又把躯干和腿摆好，最后是胳膊，因为是被齐肩砍断了，他就拎着手把它们摆在了本应在的位置。这种好像“握手”一样的情景让围观者觉得非常可笑。我这么说也许会让你觉得我是个非常糟糕的人，但是我们在上海的经历几乎都是阴郁压抑的，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哪怕只有半分机会也要让自己开心一笑。而且那个中国人向这具被肢解的尸体致敬时脸上冷漠的表情确实有种不可抗拒的喜剧效果。

　　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大家都想不通怎么会有人把尸体遗弃在距离巡捕房仅有几百码的人行道上。后来，我们的侦探在走访调查时问询了一个就住在弃尸地点对面的中国人，才终于弄清了事情的原委。他说他看见了一个黄包车车夫，拖着一个大箱子，从中国管辖区过来。还有一个人陪同车夫一起，帮着车夫把箱子扔下后，付了车夫劳务费，就又走回闸北区去了。

　　虽然事关重大，但是这个中国住户不敢报警，侦探也是经过一番激烈的盘问之后，才从他那里获得了这些不充分的信息。这点线索不足以让调查进行下去，凶手也从未被抓获。闸北区又一次成了在逃犯的避风港。

　　狄思威路巡捕房的另一个案件也跟我多少有些关系。有一天赶上我负责监管巡逻情。